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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地球”的性质和意义 徐冠华认为，应从中国的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研究“数字地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包括了经济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的需要和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前先搞了三金工程，以后沿续搞了八金工程，实际上这些新的带金字的工程很多都是和空间数据密切联系的；美国在1993年提出国家信息技术设施的建设，在1994年没有提什么新的工程，但提出了建立国家空间数据基础信息技术，在1998年又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是有道理的。陈述彭认为，戈尔谈“数字地球”，是要营造一个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是面向全社会的一个号召，是一种国家战略目标，是一个政府、产业部门、高科技共建共享的、涉及全球的信息系统工程。童庆禧认为，“数字地球”有几个限制条件，其中一个就是最高1米分辨率，这个1米分辨率就代表着地球上的东西都能够包容无遗；另一点，希望大家来共享数据和网络的传输速度要达到10个G等等；“数字地球”的核心，实质上是一个空间数据的基础设施；如果从静态来理解，就是一个综合地球信息的集成巨系统；如果从动态来理解，它是一条线，甚至一个面。 汪成为认为，“数字地球”对我们国家无论是信息产业，还是整个的国民素质的提高，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美国“数字地球”的出现，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它对信息产业和网络的发展特别予以重视，并看到了其未来的发展是价格在下降、人员在减少，而其中必须要有国家的项目才能很好地推动；目前美国的经济增长，差不多比去年增加了1500万个就业机会，因特网上的通信量每100天翻一番；由于国家战略重视信息系统，它的真实的作用就是成倍地往上翻：从常规到电子设备，一直到信息系统，这个知识增值非常快；1998年8月，美国国家科学顾问团破天荒地给国会打了个报告，认为美国当前的信息业并不是发展得很好，虽然经济增长的50%得益于科学创新，30%得益于信息业，但是有许多问题需要注意，其中有一点就是关于国家的信息系统，观念更新很重要。 承继成?认为，“数字地球”就是数字化的地球，信息化的地球，或地球信息化；这与国家信息化的思想基本上一致；信息化的问题就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杨凯认为，戈尔通过“数字地球”概括、展望了21世纪发展的特点、方向；建“数字地球”是要达到把地球空间信息资源的共享这一最主要的目标；“数字地球”是一个全球共同使用空间信息的一个环节和平台；它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包括把它当作一个新经济增长点，都是很实在的。陈军认为，有必要开展中国的“数字地球”计划，因为， 1）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事业，以此来统筹我国的地球信息、地理信息的工作，推动地球科学数据共享是很必要的， 2）它是维扩我们国家主权和权益的需要， 3）它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蒋景曈认为，“数字地球”是一个新的提法，是“信息高速公路”等以前所做的大量工作的基础上的一个自然延伸，并不是一个特殊阶段；“数字地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数据贮存内容的扩展，另外它强调了数据全球共建共享的问题，是全球成千上万的部门共同来建这个“数字地球”。曾澜认为，在“数字地球”上，比较感兴趣的是原来的95项目，希望把它在技术上延伸，把国家比较感兴趣的重点问题和重点地区，就像戈尔说的那样，来做一个试验田，在目标上，要做到把区域的数据、已有的数据充分开发利用起来，把它结构化，然后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数据共享有巨大的潜力，比如基础地理数据，还有各方面的地学信息，基本上是处于信息弧岛状态，把它整合起来，是有很大开发利用的前景。宋学家认为，“数字地球”是很有用的，例如对海洋跟踪监测、 油污染监测、水产等部门。鞠洪波?认为，“数字地球”的基本概念，还是过去一些技术的扩展或综合；搞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有必要的；要做这件事情，首先应该搞清楚我们的用户，即建这个“数字地球”的目的。 吴忠良认为，我们对做“数字地球”这件事有一种紧迫感，从星球大战计划到信息高速公路再到“数字地球”，这中间概念的进化是一个系列性的；从“数字地球”的概念的支撑条件来看，它与星球大战计划有很多类似之处，首先是信息技术，还有空间技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软科学研究；“数字地球”有很多重要的特点，如比较高的投入，跨学科、综合性，是由政府组织的大项目，需要国际性的合作，有很多的军民两方面的需求等等；从这些特点来看，它与星球大战计划有很多的相似处；它首先由政治家提出，而不是科学家提出；它不是由一套很系统的科学语言、而是由近于科学幻想的语言表达；同时带有很强烈的国家目标，这种提出的方式也类似星球大战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字地球”是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后继计划，是美国全球战略计划的一个继续和发展。高俊认为，“数字地球”这个问题的提出不是突然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形式过程；是一种战略的思路，是根据美国的科技发展现状提出的战略思想，而不倾向于技术的规划和立项；“数字地球”的提出代表了认识地球表面形态的进步和发展，为下个世纪虚拟技术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提供了一个绝对需要的基础。 林行刚认为，在信息领域，新名词的出现就是先有个模糊的词，学术界炒作一番，产业界再造成轰动效应，如“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数字地球”又是一个名词炒作，又是一个机遇；对戈尔的“数字地球”可以分四个方面来理解：1）戈尔面临的问题是原始数据太多，能用的数据却太少，2）为何会有这种问题？戈尔认为是数据的显示形式有问题，3）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戈尔的解决方案就是提出来“数字地球”的概念， 4）解决的过程从试验田做起，政府部门要解决机制问题，把政府出钱获得的数据，有一部分建成政府公有数据，由人们无偿或者廉价使用，产业部门主要是要解决数据的有用性问题，让它们看到有市场和利润，作为学术部门主要解决两件技术难题：数据兼容和显示。
3 我国发展“数字地球”的基础 徐冠华认为，“数字地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中科院来讲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是长期的,王之卓先生和陈述彭先生在很早的时候就对有关数字化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中科院地学部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研究,特别是开展地学发展战略的研究,把数据共享问题提到很高的高度来认识,并且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我国能否搞“数字地球”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应当说跨越是必要的，是可行的，而且往往是一个国家立于其他国家前列的必要手段；在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由于很快推广了蒸汽机技术，所以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和当时的科学技术中心；以后几十年间，德国发展了自己的独特的钢铁工业，特别是发展了自己的煤化学和化学合成工业，并且大量出口，所以到十九世纪末叶，就是十九世纪1896年左右，德国就成为当时最强的工业国和当时的科学技术中心；而美国它由于大量普及了电力、电动和电动机及汽车等技术，所以在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很快发展起来，最后赶上其它国家，而且直到现在它在大科学方面不断创新（包括这次提出来的关于“数字地球”和技术信息工程等等），一直在保持领先地位；目前的信息时代正好为我们国家提供了一个空前的机遇。 郭传杰认为，在1994年，甚至1994年以前，中科院地学部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许多有关的建议, 如数据共享，也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数字地球”这几个字，我们没有这样明确提出，但这个思想我们是有的。 孙枢认为，在过去二十年中，我国气象、测绘、地震等有关部门在地理信息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情况说明，我国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和地球信息学的发展，开拓并逐步走向数字化地球之路。我们面临的任务，主要需要有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并且从我们的国情出发，多学科共同努力，逐步将大量的地球空间数据融为一体，实现一个多种分辨率、三维表达的地球。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几年来对地球信息的共享问题多次提出过建议。1994年6月，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国地球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研究基础资料与数据共享的建议。这个建议宋健同志给予了相当大的重视。 秦大河认为，中国在地理信息系统，即“数字地球”的初型开始，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从80年代开始，陈述彭院士在中国率先提出了地理信息系统概念，并付诸实现。我们3S工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包括测绘局、海洋局、地矿部、地震局等部分的大量的数据源，这预示着我国在信息时代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基础。1996年以来，地学部对我国地球科学数据共享问题进行了前沿探索，取得了一些理论结果。这些都是我们做“数字地球”的一些良好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